当侯亮平正在大规模调查令丰、京盛时，张振国把电话打到中纪委办公厅。
以“国资委副主任、央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要约见的是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杨明远。
办公厅秘书客气地询问道，“张主任，方便透露一下约见事由吗？”
张振国沉默了一秒，还是给出了一说法。
“关於京丰京盛煤矿案，有重要材料需要当面呈报。”
秘书没有再问，立刻著手安排。
这个案子的名字，最近在燕京的特定圈层里，已经不需要解释。
第二天下午三点，张振国准时出现在中纪委大楼门口。
他手里提著一个深蓝色的帆布文件袋，不是那种装门面的真皮公文包，就是普通干部出差装材料用的那种。
袋子很鼓，看得出装了不少东西。
安检、登记、等待电梯。
电梯门打开时，张振国看见镜面里自己的脸，忽然想起几个月前，那场与周秉义的博弈。
那时他坐在国资委会议室里，指著方案稿，言辞鏗鏘地强调“垂直管理是有效性的生命线”。
几个月时间而已，那时他爭的是权力。现在他送来的，是用权力换不来的东西。
杨明远的办公室在九层，格局与国资委大同小异。
不同的是墙上多了一幅字：“秉公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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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国同志，请坐。”
杨明远五十出头，和张振国年纪相仿，说话不紧不慢，自有一种让人不敢轻视的分量。
其在中纪委分管经济案件审查调查多年，京丰京盛这种案子，一直是他关注的对象。
张振国没有坐，而是先把文件袋放在茶几上，打开，取出里面的材料。
这材料不是一份，是一摞。
“杨书记，我今天来，是代表国资委党组，向中纪委匯报一件事，同时提出一个请求。”
杨明远看著张振国，没有接话，只是微微頷首。
张振国指著那摞文件，慢条斯理地说道。
“这是关於京丰京盛煤矿案的全部材料。
包括涉案企业的股权结构、资金流向、关键决策人签字文件、以及……林满江同志本人的书面说明。”
杨明远的目光，在那摞文件上停留片刻。
“林满江的书面说明？”
“是。”
张振国从最下面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取出里面的几页纸，递给杨明远。
“这是他亲笔写的。三天前，他亲自送到我办公室。”
杨明远接过来，快速扫了几行，然后抬起头。
“他知道你会把这个带来？”
“知道。”
杨明远没有再问，把说明放在一旁，目光落回那摞材料。
“振国同志，你刚才说，有一个请求。”
张振国没有立刻开口，看著窗外仲夏的景观树，缓缓开口。
“杨书记，这个案子，查到现在，证据链基本完整了。
涉案金额、涉案人员、涉案企业的层级，都到了必须有个交代的时候。”
前面地话语张振国讲得很平，但后面突然转换。
“但这个案子怎么结，由谁来结，是个问题。”
杨明远靠在椅背上，目光深邃地看著他。
“你继续说。”
“按照正常程序，这个案子应该由最高检继续侦查，然后移送起诉。
侯亮平同志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证据固定得不错，但还是有所不足。”
张振国顿了顿，道出另一层意思。
“但杨书记，您比我清楚，这个案子的意义，不只是抓几个人、追几个钱。
京丰京盛的事，是那场央地博弈的起点，党的事业需要稳定。
中组部用这个案子当筹码，逼国资委让出了职工权益保障局的人事任免权。
地方用这个案子当理由，要求更多『前置干预』的权力。
舆论盯著这个案子，看央企到底能不能自己管好自己。
这个案子怎么结，往小了说，是几起腐败案件的判决。
往大了说，是国资委和地方、中央和企业之间，今后五年、十年怎么相处的风向標。”
杨明远听著，没有打断。张振国深吸一口气，提出要求。
“所以，我代表国资委党组，正式向中纪委请求：將京丰京盛煤矿案的全部调查工作，移交给央国企职工权益保障总局办理。”
这话落地，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杨明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振国同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知道。”
“总局成立不到半年，人手是从各地抽调的，办案经验参差不齐，重大案件办理的规范流程还没完全建立。
你让他们办这个案子？”
“让他们办。正因为总局新，才要办大案。”
张振国往前走了一步，说得斩钉截铁。
“杨书记，总局成立以来，处理了二十多起劳资纠纷，建立了七个省的试点机制。
但始终差一口气，差一起『独立调查、独立处置、独立向社会交代』的標誌性案件。
没有这起案件，总局就永远是个『协调机构』。
本著对党的事业负责，对人民的財產负责的態度。
总局需要办的第一起重大案件，就是京丰京盛这个级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