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舍坐在教堂最后一排长椅的阴影里，大衣领口翻着，围巾松松搭在肩头，指尖捏着一只从柏林带来的乳白色塑料纽扣。
在《费加罗的婚礼》那段花匠咏叹调里，他对自己说过：再也不要见那只兔子。
那是他在阿德隆雪茄吧里举杯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彼时只当最后一幕就是最后一幕：狐狸把野猪的秘密洞穴地图装进信封，用基督山伯爵的名义寄到城堡，然后坐在观众席里等着红丝绒帷幔落下去。
只是没想到，这出大戏竟还有返场。
大幕迟迟未落。唱诗班尚有一曲赞美诗未唱，而作为舞台监督的他不能提前离场——这是职业操守问题。
他向来是个恪守职业准则的人。
他是今天清晨坐火车到亚琛的，没有通知任何人，没有带舒伦堡。
对副官说的是去科隆巡查盖世太保莱茵区联络站，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巡查，毕竟那座联络站已经数月没有提交过像样的敌情报告，每月的汇报简洁得像首十四行诗。
总得有人去敲打那些躲在防空工事里偷懒的文书军官。
科隆，目的地明明白白写在火车时刻表上：柏林至科隆，经停波茨坦、马格德堡、汉诺威、多特蒙德，没有亚琛这一站。
他靠在头等车厢的真皮座椅里，联络站的月度报告摊在膝头，翻了两页便意兴阑珊地合上。
这份报告是舒伦堡昨夜塞进他公文包的，当时副官的表情复杂得像杯掺了过多苦艾酒的尼格罗尼。叁分关切，叁分试探，叁分“您疯了吗”的欲言又止，还有一分"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明哲保身。
大意无非是，西线战事正酣，上校您是否需要等两天再决定是否亲自前往前线？
他看了，只看了叁行就兴致全无。并非报告写得不好，而是脑海中始终回荡着《费加罗的婚礼》里花匠安东尼的咏叹调，男中音一遍遍唱着：“Nonpiùandrai,farfalloneamoroso......”
那朵花，那只兔子，那个在诊室里为他贴十字形胶带的中国女人。她指尖的温度透过薄薄的乳胶手套传递到他颧骨的皮肤上，而他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这女人是不是对所有病人都这样。
他对自己说过再也不要见她。
这句话在他心里反复复述了无数遍，像背诵一段始终未能参透的拉丁文祷词。每默念一遍，字句便磨损一点，直到意义消磨殆尽，只剩下空洞的音节在耳膜上徒然敲击。
然而最终，他还是临时补了去亚琛的车票。
这只不过是…计划临时变更。
科隆的联络站已被盟军炸成废墟，整整十二架兰开斯特轰炸机深夜造访科隆老城区，将联络站夷为平地，仅余半截摇摇欲坠的楼梯间。
巡查这样的废墟，除了收获满鞋碎玻璃和呛人的石灰粉尘外毫无意义。而亚琛恰好在科隆以西，恰逢圣诞前夕，恰好有一座圣尼古拉大教堂。
而教堂，正好，有一场婚礼。
他只是把一次例行公务重新定向到了一个更有实际价值的目的地，亚琛的尼古拉大教堂至少还有一个顶。
这是比较建筑学考量，不是感情用事。
他补了票，靠在座椅上继续看那份看了叁行就索然无味的报告，报告首段写的是联络站人手短缺问题，他盯着“短缺”这个词出神，忽然觉得这个词恰如其分地形容了自己此刻的状态。
不缺人手，不缺时间，却如同交响乐团少了双簧管，合奏仍在继续，但总有一段旋律被风声填满。
他只是顺路过来看看，确认那座中世纪教堂的彩窗在战火里是否完好如初，见证这场叁流浪漫喜剧的收尾是否足够圆满。
第一幕冷杉林挨揍，第二幕受伤求医，第叁幕巷子里替秃鹫收尸，第四幕在野猪洞里塞刺，他是舞台监督，是包厢里唯一的观众，他有责任见证终场。
假若演员走错位、灯光没追上、圣骑士念错了誓词、公主踩住了裙摆，该怎么办？一出好戏，不能在返场因技术故障而功亏一篑，那是对艺术的不尊重。
狐狸有义务在场。
棕发男人倚着车窗，列车驶过波茨坦时，他望见雪地中一株遭雷劈过的冷杉，焦黑的枝丫上覆着薄霜。
他忽然想起圣骑士在冷杉林里揍狐狸的那五拳。
后来圣骑士回去跟公主说撞见了野猪，野猪，圣骑士连借口都拙劣得让人心生敬意，她怎么可能信。又也许她只是太擅长说服自己相信。
她在诊室里让自己信了他的胆囊复查，信了他说的“摔的”，把那些借口像迭餐巾一样迭起来，迭成小小的正方形，放在一旁，之后继续给他贴纱布。
圣骑士撒谎的水平和他开坦克的技能成反比——而狐狸撒谎的水平堪称顶级。
他能在叁秒钟内编出一个滴水不漏的故事，能用微笑替代一千句真话，可狐狸每次撒谎兔子都能看出来，只是不点破。
她总是垂下眼眸，嘴角微微抿起，继续做她该做的事。仿佛在说：就让这谎言在诊室里安静地待一会儿，等它自己觉得无趣了，自然会离开。
而现在，这只谎言中的“野猪”正奔赴她的婚礼。
他在心里给自己斟了一杯鸡尾酒，既非干马提尼，亦非尼格罗尼，而是某种从未出现在任何酒吧菜单上的特调。
以难以名状的痒为基酒，兑入少许新鲜的讽刺，加入冰块般的自嘲，最后以一片薄如蝉翼的无奈点缀杯沿。他举起这杯无形的酒，对着窗外飞逝的田野致意。
狐狸此去，不过是要亲眼确认兔子已被狮子叼走。如同读完小说的最后一页，合上书本，放回书架，从此不再翻开。
更重要的是，亚琛是查理曼大帝的加冕之地，这里有欧洲最古老的罗马温泉浴场，有历经八个世纪风雨依然巍然矗立的圣尼古拉大教堂，有铺满整条街的中世纪石板路，还有战前就被列入德意志文物保护名录的哥特式喷泉。
他在柏林待得太久了，需要呼吸些不一样的空气。趁着圣诞节出个差恰如其时——反正最近也没什么要紧事可做。
1944年的圣诞节，盟军在阿登发动反攻，东线的俄国人已经逼近东普鲁士边境。柏林的防空警报每晚都要响叁次，威廉大街那些老家伙们正忙着把金条换成阿根廷比索和乌拉圭护照。
每抓一个盟军特工，就要写一份二十页的审讯报告，而那些报告最后都堆在文件筐里，像一座永远无法完工的纸砌金字塔。
战争打了五年，他也几乎忘记了和平时期人们是如何旅行的，买一张车票，订一间房，漫无目的地走在陌生的街道上，欣赏与自己无关的建筑，让一座陌生的城市像温水般漫过脚踝。
这个念头很迷人，迷人得像托马斯·曼笔下那些在威尼斯或达沃斯消磨时光的主人公，漫游者在异乡的暮色里成为自己的陌生人。
如果曼知道一位盖世太保上校在圣诞夜前夕坐火车穿越半个德国只为参观一座教堂，定然会写出一部比《魔山》更荒诞的长篇——
一个关于权力、废墟和一颗塑料纽扣的寓言，一种浪漫主义的逃逸倾向。主人公在最后一章坐在教堂最后一排，听着婚礼进行曲，面带微笑，像被自己亲手导演的戏剧反噬的悲剧演员。
他自诩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在巴黎索邦大学旁听过艺术史，在乌菲兹美术馆里站在波提切利的《春》前研究空中飘落的花瓣。
即使不是为了婚礼，那座教堂本身也值得参观。它的建筑价值无与伦比：加洛林王朝的八角形核心，哥特式的唱诗班席位——几种风格在同一座建筑里和谐共存。
至于今天正好是婚礼？巧合，纯属巧合。
他不是那种会为看一个中国女特工嫁给老同学而专程坐火车穿越半个德国的疯子。
他是阿德隆酒店雪茄吧的常客，帝国元帅夫人和乌发电影公司的女演员们争相给他递香槟杯。
有很多更有意义的事可做：在柏林与新来的法国女歌手调情，去万湖的地下赌场玩轮盘，在办公室里把舒伦堡交上来的调查报告打回去让他重写。
但他此刻坐在开往亚琛的火车上，膝上摊着一份报告，手指在车窗玻璃上无意识画着圈。画完才发现自己画的是一只兔子。
长长的耳朵，圆圆的尾巴，蹲在橡树下，前爪捧着一颗栗子。他曲起指节，将雾气全部抹掉，对自己说：那是松鼠，只是画得不太像。
这是一次公差兼圣诞短途旅行，一次文化考察，一次对帝国文化遗产的个人致敬。
火车在汉诺威停靠时，他下车在月台上踱步，冷风飒飒，他将深蓝色开司米围巾往上拽了拽。
月台上有卖烤栗子的，他买了一包，剥开一颗，很烫，在指间颠了两下才放进嘴里，粉糯的甜味在舌尖化开。
那只兔子喜欢吃烤栗子，很久以前在巴黎，隔几天都要走两个街区，从圣马丁街走到蒙马特街拐角的烤栗子摊，买一牛皮纸袋。
她会像抱暖手炉般把纸袋抱在怀里，剥栗子的手法笨拙得令人发笑，总把栗子肉剥碎，碎屑落在桌上。
他那时坐在车里，隔着玻璃看她在街对面走过，心想：这只兔子吃栗子的样子像真正的啮齿动物，专注、警惕、可爱得让人想往她衣领里扔片枯叶。
后来他每次路过烤栗子摊都会买一包，放在办公桌抽屉里，放到发霉再扔掉。他告诉自己，这是为了祭奠自己为数不多的绅士本能。
那种本能在某个时刻没能发挥作用，现在用栗子做个微型衣冠冢，权当纪念。
君舍在月台上抽完一根烟，重新上车，火车往西，从平原变成北莱茵的丘陵。
他在心里把大教堂的历史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加洛林王朝，查理曼大帝，神圣罗马帝国。